香港民航局赴华东空管塔台参观交流

（4）保障安全，免于商业危害。

对法治国家入宪的意义，田纪云在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中做了如下表述：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人权和自由是法治理想最高最广的发展阶段，它们超出了纯法律的范畴，进入了政治、经济和哲学的领域[9]。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提出和谈的最低要求，其中写到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讲座中，王教授重点说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提出了法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有关法治的报告是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法治理想的综合反映，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如下法治原则：（1）根据法治精神，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造和维持使个人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的各种条件。在现代宪法体系中的人权一般具有两重性，即作为主观公权的基本权利和作为客观宪法秩序的基本权利，每一种权利通常具有主观性与客观秩序的性质。我们要建设的宪政，必然是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宪政，是融合了人类历史经验和传统制度优势的新型宪政。

当然，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约，表现其法治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我国的宪法文本在实用性上差强人意，宪法修正文本方才应运而生。

[16] 言及至此，如下两个问题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是否仅仅通过宪法修正案便可维系，此其一。而且，虽然组成《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诞生于同一年份，但它们也并不是以捆绑的方式一并通过的。[6]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法律签署公布后，及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31] See Robert L. Maddex, The U.S. Constitution A to Z, Washington: CQ press, 2008, pp. 32-33. [32] 根据许崇德教授的介绍，我国现行宪法的历次局部修改工作都由中共中央启动，包括成立修宪领导小组以及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这一步骤虽并不困难，但或多或少地会增加查阅的时间和误引的几率。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

而宪法修正案则一经提出即形成一项新的议案，可作为单独议案提出，因而亦无需与任何其他问题联系，讨价还价。当时的局势难以使代表们对宪法和国家的未来抱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对于宪法能否在短期内免遭否弃尚且心存疑虑，[23]更加难以奢望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了。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1978年宪法先后于1979年和1980年经历过局部修改，而这两次局部修宪就是通过全国人大的如下决议实现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

实践证明，正是由于宪法修正案的创设，于1787年制定、1788年批准生效的宪法原文才能作为美国宪法文本的一部分保留至今，其文字表述未有丝毫改变，给人以视觉上的恒定感。[2] 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了四次局部修改，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个宪法修正文本，但这四个修正文本是相互更迭的。在整个联邦中确立又需十三州的同意。但这一政治惯例最近被打破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间的五年没有再度经历宪法的修改。

[14] 王向明：《谈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法律适用》1988年第10期。第二，宪法修改机关是否对宪法的大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变动。

[15]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五号。应该看到，这一进路事实上背离了1988年局部修宪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意图，放弃了对美国式修宪方式的坚持。

其一，从修宪程序的设计来看，我国宪法的修改较之于美国宪法的修改更为容易。  二、宪法修正文本的正当性之判读 相对于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宪法修正文本在学界和政界的出镜率显然更高。既然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在实用性上如此差强人意，我国当初又何以会采用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呢？下文将予以探究。自1788年批准生效至今，美国宪法平均每隔12.5年才经历一次修改，平均每8.3年才产生一条宪法修正案，两百多年间仅产生了二十七条修正案。我国迄今通过的三十一条宪法修正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共计二十五条，旨在更改[27]既有的宪法条款。[37] 在这一方案下，全国人大或许并不一定要以决议来代替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的称谓可以保留，但这时的宪法修正案在实质上与全国人大的修宪决议无异，它在宪法效力上可以改变宪法原文中的规定，但其本身并不是宪法文本的组成部分。

我国在对现行宪法进行局部修改时，既没有继续坚持源自苏联的传统修宪方式，也没有引进世界范围内颇为流行的德国模式，而是恰恰移植了极富个性的美国模式：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前提下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并将宪法原文和修正案共同作为本国的宪法文本。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一直留存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之中，使人直观地感受到美国宪法的发展与进步。

若因此而失效和生效的宪法条款之间不存在互斥[46]，那么采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一般表述方式就极易发生误导。这绝非理论上的无病呻吟和吹毛求疵，而是一个关系到宪法认知的重大问题。

（三）他山之石为何难以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38]但客观地说，这一进路不失为更加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而在我国，由于释宪机制的功效未彰，修改宪法则往往是使宪法规范应对社会现实的唯一选择。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到1788年6月21日，先后有九个州的制宪会议批准了宪法。后者反对后世轻易和频繁地修改美国宪法，在其看来，该宪法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社会愿景，应置于人们不易触摸到的地方。

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文本的使用频率却远远不及宪法修正文本。但是，上述两个决议由全国人大通过以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它们所属的机构并未公布新的宪法修正文本。

另有学者认为，只要修宪未造成宪法内容的大幅变动，就不构成全面修宪。近年来，我国修改宪法的频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功效在美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目前在我国却未能彰显。[7]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8]，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上不分伯仲，而实则不然。

当然，这种做法不仅偏离了美国创设宪法修正案的初衷，也不尽符合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本来目的。  四、基于两种选择的两条进路 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应当有且只有一个，这一点不存在任何商榷的余地。在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情况下频繁地修改宪法，这对于宪法的稳定和权威来说依然得不偿失。这样一种修宪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我国三次全面修宪时的做法。

这一表述方式更为简洁明了。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8页。

他肯定了美国式的修宪模式是一个好办法，却没有解释该办法具体好在哪里。[8] 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

总体而言，在法律制度方面大胆地拿来确实有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此言不虚，但从根本上说，宪法的长久稳定有赖于其良好的实施状况。